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耽道穷薮,老而弥新。念兹在兹,我欲仁,斯仁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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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派与现代文明的反向精神运动(原创)  

2013-11-24 18:21:05|  分类: 散文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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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派与现代文明的反向精神运动(原创) - 不锈的吴钩 - 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现代派与现代文明的反向精神运动(原创) - 不锈的吴钩 - 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现代派是最反现代的,历史地看,现代主义,或者真正配得上这个词的现代主义,一直是反现代的。可以说,没有反现代派,就没有现代主义。反现代派就是追求自由的现代派,反现代派拒绝一切思想专制,在任何选择面前接受一种真正的批判的态度。反现代派首先是那些身在现代潮流之中又厌恶这种潮流的作家和哲学家。在现代文明高速发展中,艺术家、诗人总是抽身出来,与之做一种反向的精神运动。有许多越是趋向现代派的艺术家、诗人,而在物质生活上却越是反现代化的。日本当代诗人高桥睦郎在生活上简直是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他住在一个依山傍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里,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脑,甚至连手机也不用,一直坚持用铅笔在纸上写作。他乐于人们称他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古代人”。德国的海德格尔隐居在黑森林;美国的梭罗隐居在瓦尔登湖;中国作家苇岸定居在昌平县北小营村。他们倡导一种与现代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相对立的简朴的生活方式,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并相融在一起。海德格尔在写给同时代大哲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曾这样诉说自己的心声:城市生活和学院氛围让他感到压抑、枯燥、烦闷,而每次回到黑森林小木屋都给他带来“返乡”的快感。他在小木屋住了50年,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就是在这间小木屋里写就的。梭罗认为欲保留自由之身,就应该最大限度地远离物质诱惑。他说:“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梭罗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告诉世人,物质生活并非是决定幸福的唯一条件,在简陋的环境中,同样可以酿造幸福。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生活在低处,而灵魂在高处”,这是反现代派存在时的现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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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弊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充分暴露:生态危机、社会伦理混乱、食品安全、社会权利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符号暴力、异化劳动等问题成为了困扰人类社会的重大主题。正是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反思催生了西方反现代派即后现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的的本质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性的死板僵化、机械划一的整体性、同一性等的批判与解构,是对工业文明负面效应的思考与回答。尼采最先向现代性发出了咒骂,斥责现代性把群体的和谐分裂成个体的冷漠;把精神的统一分裂成内心的异化;把人和自然的亲密关系分裂成对抗。人们在现代性及资本主义编织的制度牢笼中被操纵,被编码,只能作无望地挣扎。尼采嗅到了这种气息,为了克服这种分裂,为了将和谐、宁静和统一重新植入内心,尼采主张回到原始的狄奥尼索斯式的吟唱,回到饮宴,回到酒神。狄奥尼索斯是古希腊酒神,尼采所吁求的“酒神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一种“把生命的全部丰富的对立物都包容在自身之中”的“解放了的精神”。其精髓是肯定生命,恢复人的自然本性,以追求个体化束缚的解除以及与世界本体融合的欢乐为终极目标。海德格尔毕其一生的主要精力来研究尼采,他提出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与尼采的“酒神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所谓“诗意的栖居”就是“本真的栖居”,就是回到狄奥尼索斯情态,回到久已失去的精神家园。他们共同向往的生活方式是返璞归真,力求摆脱现代性的刻板律令,而向在那之前的农业文化悄然回归,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并相融在一起。回归不是开历史的倒车,而是融古成今,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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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城市现代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城乡人中越来越明晰地萌发出一种“围城情结”:城市人想从钢筋水泥、车水马龙、毒气弥漫、科技奴役的城堡里冲出来;而那些向往“出门就打的,上楼有电梯,吃饭下馆子”,现居于穷乡僻壤的人们却千方百计想冲进城里去。当农村吃上白面馍时,而城市里的玉米糊糊、菜团子却大行其道,甚至登上星级饭店的大雅之堂。当农村讲排场,租轿车,请乐队吹吹打打迎亲嫁娶时,而北京市老百姓却时兴用十几辆三轮黄包车组成迎亲队伍,说这样既环保,又复古。北京偏远的郊区有两个画家村:一个是昌平的上苑村,另一个是通县的宋庄,居住着一群画画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分散杂居在农民中间,住着农民简陋的房子,吃着农村的粗茶淡饭,也入乡随俗地剃着锃亮的光头,上衣脏兮兮的衣领,下身咔叽布长裤。他们似乎不喜欢电视,也不喜欢报纸,他们只对口头消息有盎然兴趣。他们与农民朝夕相处,共同分享着田野里的阳光、泥土、空气;一起享受着这里无拘无束的习惯、混乱的节奏、麻木的纪律甚至随地大小便的排泄方式。无独有偶,在上海浦东张家浜河边有个“星河艺术群,滨河而居着一批画家和诗人。他们孤独地居住在远离城市的乡下,过着鸡鸣晨曦、薄暮炊烟、恬淡悠闲的田园生活,默默地寻找着他们的艺术梦想。无论是北京的画家村,还是上海的“星河艺术群”,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想把自己的生活也变成一件艺术品,将生活的点滴变成艺术的细节,将生活的节奏变成美学的法则,将生活作为空白文本,在上面肆意涂抹、书写、驰骋。他们不怎么说“我今天又作了一件作品”,倒是常常默念“我的今天又是一部作品”。就像杜尚那样自豪地说:“我最好的艺术,就是我的生活。”这是不是这些诗人、艺术家的前卫方式?前卫是不是意味着向农民的退化?向某种我们曾视为滞后的生活方式的退化?如果说诗人、艺术家总是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式的最敏感的人;如果起于青萍之末的“前卫”也总是最早预报着即将来临的气候的话,那么,我们会不会说,这些诗人、艺术家是以他们这种吊诡的方式,书写着未来的乌托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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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地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人类面临生存危机,人们不得不思考“我们到底该怎样生活”这个严峻课题。1970年美国尼尔森发起而后席卷全球的世界环保运动;2003年英国白皮书率先提出而后风行世界的低碳生活运动;1989年在意大利出现后便风靡世界的慢生活远动,以及中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这些无一不是对工业文明负面效应的思考与回答,也无一不是对人类现代化弊端的批判与修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反现代派即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认同与回应。

          (201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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